西安市浐灞生态区白杨寨村南考古发掘一座晚唐时期砖室壁画墓，出土的精美壁画为近年来所罕见，墓主疑为拥立僖宗的晚唐权宦刘行深或其夫人。
而刘行深的养父、唐宪宗时期的权宦刘弘规也曾拥立过新君，其本人及夫人墓葬也同处于这一片家族墓地。
墓葬形制为竖穴墓道穹窿顶砖室墓
使用石板棺床 未见棺椁遗迹及人骨
根据今年发表于《考古与文物》的发掘简报，该墓葬位于西安市浐灞生态区白杨寨村南。2021～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
该区域东距浐河1.4千米，西距唐长安城延兴门约3千米，属浐河西岸二级台地。在发掘区东南部，发现了一座晚唐时期砖室壁画墓。
该墓葬上部整体被现代垃圾坑打破，墓室西壁、北壁大部分区域已不存。虽破坏严重，没有出土器物，但其规模较大，甬道及墓室部分壁画保存较好，内容丰富，时代特征明显，为近年来所罕见。
该墓为竖穴墓道穹窿顶砖室墓，坐北朝南。整体平面近“刀”形，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封门已不存。
墓道为竖穴土圹结构，平面近长方形，底部呈缓斜坡，南高北低。墓道四壁竖直光滑，东西两壁北端涂有一层白灰面，上绘制壁画。
甬道南接墓道，北连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顶部已被破坏，从残存部分判断为砖券拱顶。两壁北侧各砌有一长方形壁龛。甬道两壁先用草拌泥涂抹成地仗层，地仗层上用白灰抹光，上绘制有壁画。
墓室为先挖土圹，再用条砖垒砌，同样破坏严重。平面呈圆角方形，四壁微外弧。墓室顶部已不存，仅存直壁部分，残高2米。墓室内发现壁龛6处，其中东壁3处，北壁东侧、西壁南侧、南壁各1处。
墓室内石板棺床由长方形及不规则形石板平铺而成，东西残长3.4、南北残宽2米，棺床平面高出墓室地面20厘米。因被盗扰严重，未见棺椁遗迹及人骨。
墓道东壁为青龙图西壁为白虎图
甬道东西两壁南为出行图北为侍女图
该墓墓道、甬道、墓室原均绘有壁画，虽经破坏，但仍保存有内容丰富、颜色鲜艳的壁画。
墓道北端两壁涂有白灰，南北长约1.5米，上部白灰面已大部分脱落，下部残留有少量壁画，但由于无地仗层，壁画酥粉十分严重。根据残存画面推断东壁为青龙图、西壁为白虎图。
甬道部分整体涂有较厚的地仗层，白灰面保存也较好，其中直壁部分绘有壁画。东壁因砖结构变形导致画面有大部分脱落，西壁整体保存较好。
东壁壁画可分为两幅：壁龛南侧为牛车出行图，自南向北由引路童子图、牛车图、骑马仕女图组成；壁龛北侧为侍女图。
引路童子图仅可见一向南行走的人物形象，上半部已不存。
牛车图牛车仅残存下部，牛为双角黄牛，车为两轮车，车轮为黑色，车軎为黄色，车尾为金色铜饰。车前两侧各有一人。
骑马仕女图可见并排两骑马者，上部脱落。
侍女图中的南侧侍女面向南，略微弯身侧立，发饰处残缺不全，面部施斜红妆，樱桃唇，身着交领白底红彩宽袖襦，下身为黑色曳地长裙，脚穿白色云头履。北侧女子侧向直立，面向北，头部破坏严重。
西壁壁画也可分为两幅：壁龛南侧为抬担出行图，由自南向北由引路童子图、八人抬担图、骑马仕女图组成；壁龛北侧为侍女图。
引路童子图可见两个童子，垂髫散发，身着赭红色圆领袍衫，腰系明黄色腰带，下穿白色宽腿袴，脚着线鞋。两童子右手均持一弯头杆子，可能为马球杆；左手均持一红色球形物体，可能为马球。
八人抬担图由八人一担组成，担前四人，担后四人，均头戴翘脚幞头，身穿赭红色圆领袍衫，黄色内衬，腰系明黄色腰带，下穿白色宽腿袴，脚穿线鞋。担顶为八角上翘的翠绿色盔顶，顶部装饰有一浅黄色宝珠，檐下外鼓。
担子北侧为两个骑马仕女，与抬担四人互有遮挡。其中南侧女子位于抬担四人内侧，两象牙色梳上下对插，额前发髻正中插有两只花簪，两侧为双环髻，中间戴有护耳，侧面插有六支黄色发簪，面部饰有斜红妆；身着明黄色圆领袍，右手持鞭，左手扶于马座，身体略微向后转，面向北侧，所骑马为白马。
位于壁龛北侧的侍女图上，两侍女均面向墓室侧立。南侧女子头饰倭堕髻，面绘斜红妆，身着交领白底宽袖襦，袖口有赭红和粉红色折角纹样，黄色内衬，下为黑色曳地长裙。北侧女子头饰抛家髻，髻前插有一象牙色梳，发下插一黄色发簪，面绘斜红妆，身着赭红色圆领长袍，明黄色内衬，腰系明黄色腰带，身体略微弯曲。
墓室东壁乐舞图由十人组成
以两舞者为中心 乐手左右两侧对称分布
墓室壁画仅存东壁、北壁东侧、西壁南角、南壁的直壁部分。
墓室北壁仅残存东部约三分之一，画面可分为两幅，上部主体为备茶图，其下为奔犬图。
备茶图由一桌一女组成，东侧为一侍女，身着赭红色长袍，手持一带盖白瓷执壶。侍女前方为一风炉，风炉为圆筒状，其上有镂孔，炉上置有一双耳茶鍑。西侧为一桌子，仅残存一部分，黑色镂空桌腿，桌面上放置有白色的海棠形盏、盏托、四曲长杯等瓷器。
奔犬图为一只黑白色小狗，嘴张开，颈部系有一个白色铃铛和一明黄色绳子，前爪前扑，后爪抬起，尾巴翘起，呈奔跑状，应为“拂菻犬”。
墓室西壁为分屏帷帐图，仅残存南侧一角，可见一屏，底部略微弯折。
墓室南壁仅在西侧上部绘有一台阶式画面，其上似为树木枝干。
墓室东壁为乐舞图，由十人组成，画面以抬袖女舞者及右侧持钹舞者为中心，其他乐手于左右两侧对称分布。
中心舞者两人中，左侧抬袖女舞者站立于地毯上，头戴尖状高冠，冠额后四条飘带下垂。面绘斜红妆，身着赭红色袍服，白色内衬，腰束白色蹀躞带，脚穿白色高靿靴，左手上举，舞起长袖，右手叉腰，右足着地，左足抬起，身体右倾，呈舞蹈状。右侧持钹舞者面向女舞者站立，身体前倾，双腿呈跳舞状，双手持铜钹进行拍打，头戴黑色翘脚幞头，面绘斜红妆，十字赭红色小口，身着橙黄色圆领长袍，衣褶处为红线描绘，白色内衬，脚穿黑色长靴。
左侧乐手四人均面向舞者站立。自左向右，1号人物为吹笛者，口吹赭红色横笛，头戴黑色软脚幞头，面部绘有斜红妆；2号人物位于1 号人物后排，仅存胸部以下部分，动作不明，身着黄色短袍，下穿白色长袴；3号人物双手持拍板进行击打，头戴黑色软脚幞头，面绘斜红妆，十字小口，身着赭红色圆领长袍，腰系黄色腰带；4号人物头部已不存，身体前倾，双手持槌击鼓。
右侧乐手四人与左侧乐手对称分布。除部分衣着颜色上有所差异外，与左侧乐手基本相同，其中最左侧击鼓手头部保存较好，其头戴黄色头巾，面绘斜红妆，十字赭红色小口。
墓葬年代可能为晚唐僖宗时期
墓主人或为拥立僖宗的权宦刘行深或其夫人
由于该墓未出土墓志及其他器物，仅能从墓葬形制、壁画内容、与周边墓葬关系等，对墓葬的年代及墓主身份进行判断。
考古人员认为，从墓室形制上看，该墓为弧方形砖室墓，年代应属玄宗以后迄唐亡；从墓道形制及壁龛分布情况看，该墓葬年代应属于晚唐时期的较晚阶段；从壁画内容上看，八人抬担形象与五代李茂贞夫人墓中的八人抬轿形象几乎相同，抬轿者头上所戴幞头为晚唐、五代时期所常见形制；而乐舞图中的乐伎均为站姿，乐器有笛子、拍板、大鼓、铜钹，女舞者所跳舞蹈也只是简单的抬袖踏足，根据相关专家对唐乐舞图壁画的研究，该墓葬年代也应为晚唐时期。同时，墓葬壁画中的备茶图与唐哀帝天祐元年（904年）的河北平山王母墓备茶图较为接近，应为唐代末期。从细节看，该墓葬与乾符六年（879年）博陵郡夫人崔氏墓最为相近，甬道均较长且绘有较多的人物，棺床均几乎占据整个墓室，因此其年代上也可能稍晚，至僖宗时期。
考古人员认为，由于该墓是晚唐时期规模较大的砖室墓，且绘有精美的壁画，使用了石板棺床，墓主身份应该较高。而晚唐时期由于宦官受皇帝宠幸，拥有特权，使用石质葬具较多。白杨寨墓地此前就发现有中晚唐时期的家族墓地，墓主为权宦刘弘规夫妇及其孙辈成员。本次发现的这座晚唐壁画墓位于该家族墓地中部，其正西分别为刘弘规及其夫人墓，而东侧则分布有刘弘规之孙刘殷礼、刘崇礼等墓葬，因此该墓葬墓主应为刘弘规子辈成员。
根据刘弘规夫人出土墓志及神道碑记载，刘弘规共有子五人，其中刘行深地位最高，曾任枢密使、左神策军中尉等官职，为拥立僖宗的主要成员。而本次发现的这座墓正是一座等级较高且年代较晚的晚唐时期墓葬，与刘行深的生平及身份基本吻合。目前白杨寨墓地所发现的晚唐时期宦官夫妇墓均为异穴埋葬，而该墓葬由于未见人骨，无法判断是否为合葬，周边也未发现其他规模相近的晚唐时期墓葬。刘行深作为晚唐权宦，深受皇帝信任，存在像高力士一样陪葬帝陵的可能，因此这座墓葬的墓主也可能为刘行深夫人。
2021—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白杨寨村南还曾发掘了一组中晚唐时期刘氏宦官家族墓，其中M5、M6为并排分布的两座砖室墓，根据M5墓志记载可确定墓主身份为刘弘规夫人陇西李氏。根据两座墓葬位置关系、墓葬形制及墓志内容进一步推断M6墓主为刘弘规。
刘弘规为唐宪宗时期“权宦”，拥立新君、蓄养假子，家族成员深刻影响了晚唐时期政治变迁。而咸通十四年（873年）唐懿宗病情恶化，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商量拥立懿宗皇帝最小的儿子、年仅12岁的普王李俨（李儇）即位，是为唐僖宗。李儇即位后，改元乾符元年，刘行深、韩文约因拥立有功都被封为国公。刘行深死后，其养子刘季述又接替了他的地位。
这些对唐代宦官家族墓地的考古发掘，也为研究中晚唐时期唐代家族墓地布局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记者 马虎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编辑：王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