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绿釉陶厕

户籍登记时间：20世纪80年代初

等级：国家一级文物

出生时间：汉代

出土地：汉台区七里街道季丰村

现住址：汉中市博物馆

在汉中市博物馆《汉风·汉水·汉韵——汉中历史文化展》中，陈列着许多汉代明器。储存粮食的陶仓、生火做饭的陶灶、提供水源的陶井、守护院落的陶狗……这些为身后世界精心准备的“配套设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汉代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

其中最有“味道”的一件莫过于绿釉陶厕。莹润的釉色、独立的坑位、垫脚砖、通风窗口……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古人对“如厕”这件私密小事的严谨态度。1月15日，记者走进展厅，从这件充满生活气息的器物开始，探寻汉代人最原始、最生动的生活智慧。

一方陶厕 窥见汉代“精装”生活

“这件绿釉陶器高40厘米，长22.5厘米，宽15.5厘米，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汉台区七里街道季丰村征集而来。”汉中市博物馆工作人员黄宝柱介绍，该器物为红陶质地，通体施绿釉，属典型的低温铅釉陶。这类器物主要流行于汉代，是为随葬而烧造的一种陶器，再结合文物的形制，可推断该文物属于汉代。

绿釉陶厕虽然个头不大，但藏着许多巧思。

首先是屋顶。绿釉陶厕的屋顶为悬山顶。悬山顶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常见的一种屋顶样式，前后屋面相交处有一条屋脊，将屋面分为两坡，屋檐两端伸出山墙之外，有防止雨水侵蚀墙身的作用。屋檐下的墙体各开一半圆形孔，用以通风透气。

山墙一侧开有两个长方形门，两门之间由凸出的墙相隔，屋内以屋脊为中线用墙一分为二，形成两个独立的空间，由此可看出汉代人十分注重隐私。

两扇门前都有一台阶，透过门向内望去，地面各开一个直通地下的长方形坑位，坑位两侧分别有一块长方形垫脚砖，起到防滑、避免弄脏衣物等作用。

陶厕四角下方塑四足，使陶厕悬空。

“汉代陶厕遗存中，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的建筑模式最为常见。而这件绿釉陶厕为单体，且建筑形制讲究，设施完善，表明墓主人生前有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黄宝柱介绍，汉中城固也曾出土过一件类似的陶厕，但并未施釉。

虽然这件绿釉陶厕在当时可以归入“豪华”等级，但与王公贵族使用的厕所还存在一定差距，根据考古发现，与他们一起“长眠”地下的厕所不是微缩的陶器模型，而是直接在墓室中建一个厕所。

例如，江苏徐州驮篮山西汉早期楚王墓内的厕所遗址为石质的蹲便，便坑为长方形，紧邻便坑两侧有高出地面的脚踏，便坑后部有直立的靠背，便坑的右侧有便于蹲下站起的扶手，便坑下有水道。西汉梁孝王墓的厕所遗址里除了有上述设施外，还出现了更先进的石质坐便器。

除了陶厕实物、厕所遗址外，汉代的画像砖中也常记录与厕所相关的内容，是研究汉代建筑结构布局的重要依据。结合已经发现的汉代画像砖内容可以推测，从汉代开始，厕所从无规律可循的布局，逐渐形成位于居室后方的定式布局。

“这些不同种类的厕所遗存对了解汉代丧葬习俗、养殖业、积肥施肥和卫生习惯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黄宝柱说。

圈厕结合 见证古代农耕智慧

秦汉时期，出现了将猪圈与厕所合二为一的建筑形制，这也是汉代最常见的厕所模式。这一时期出土的陶厕模型内常伴有陶猪模型，《汉书·武王子传》中“厕中豕群出，坏大官灶”的记载，进一步验证了这个说法。

圈厕合一类厕所的目的是饲养家畜和积肥，根据形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厕所与猪圈分设于院子的对角，或将厕所建于猪圈一角，常见于汉代初期；另一种类厕所位于猪圈上方，人们使用时需拾级而上，出现得稍晚一些。

圈厕合一类厕所的出现与农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人很早便意识到到“粪便”可以促进农作物的生长，《荀子·富国》中记载：“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大意为广泛施用粪肥来肥沃田地，这是普通农夫百姓的本职工作。据此可知，至迟在战国时期，农民已经不再单纯依赖土地的原始肥力，而是主动走上了依靠积肥、施肥来提升产量的精耕细作之路。这一做法标志着农业生产方式的重大进步，也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智慧。

“圈厕合一类厕所不仅节约了空间，还把排污与农业生产有机结合，堪称当时的绿色循环实践，其背后蕴含的系统思维与循环理念，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智慧。”黄宝柱说。

随着时间推移，汉代人对厕所的卫生要求越来越高，出现了单体厕所。其中的设施也在不断完善，开始出现天窗、排气孔等，更为豪华的厕所里设置有脚踏、扶手等辅助设施，提升了使用舒适度与安全性。

“河南南阳杨官寺一汉墓内出土了一件陶厕，其平面略呈方形，厕内有天窗，有两门，左边厕所有便坑、导尿槽和台阶，右边厕所仅有便坑，左右两厕所结构不同，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男女分厕的现象。从不断完善的汉代厕所中，我们能看出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黄宝柱说。

说到厕所，不禁会想到如厕完成后如何清洁的问题，没有卫生纸的古人都有哪些办法呢？

最接地气的解决方案就是“就地取材”。大自然中随手就能找到的植物，是最经济的“清洁工具”。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水洗，如今一些地区的人们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

另一种较为“硬核”的方式是使用厕筹。厕筹就是打磨光滑的小竹片或木片，长度大概十几厘米，宽度两三厘米，用完清洗干净还能循环利用，堪称古代的“环保神器”。根据国内考古发现与相关文字记载，东汉末年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使用厕筹。

历史“厕”记 勾勒文明进步轨迹

自古以来，厕所作为居所不可或缺的附属设施，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演进轨迹。

早期人类为解决基本的生理需求，多掘地为厕，坑满填之。在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的房舍旁，便有一处土坑，这个“坑”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厕所，距今5000多年。

我国关于厕所最早的记载出现于西周的《仪礼·既夕礼》，其中有“隶人涅厕”的叙述，这里的“隶人”是奴隶的意思，“厕”指的就是当时用来如厕的土坑。

春秋时期，厕所仍较为简陋。《左传》记载，晋景公在进食前，突然腹胀，前往厕所时，不慎跌入粪坑溺亡。可见当时“粪坑”体积之大，设施之简陋，这一情况至战国时期有所改善。

2023年，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发现一处战国时期的高等级冲水式厕所遗迹。它由台基上的室内厕位和房外排污坑两部分组成，通过水流冲刷污物。这是中国历代宫城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例厕类遗存，也是我国考古发现的第一个“冲水式”厕所，距今2400年左右，反映了当时社会文明和科技的发展程度。

为满足不同场景的如厕需求，古人发明了便携式厕所器具，叫作“虎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夜壶。虎子起源于战国，风行于汉及两晋。

到了唐朝，由于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叫李虎，而古人讲究避尊者讳，“虎子”就改名为“马子”，继而演变出“马桶”。

清朝，王宫贵族们上厕所主要采用便器，分为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形式，用木、锡或瓷制成，存放便器的处所被称为“净房”。

在硬装修之余，当时贵族的厕所里还出现了很多配套的“软装”。为了避臭，人们会在厕所内摆香炉、焚香熏，甚至还备有用来堵住鼻孔臭气的枣子，结束后还会用一种名叫“澡豆”的颗粒状物质洗手。

“皇家的厕所很讲究，《世说新语》里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襄城公主十分受宠，嫁给王敦后，将宫内生活习惯也带进了王家。两人刚结婚时，王敦去上厕所，见厕内摆有一漆雕盒子，里面放着干枣，王敦就全给吃了，但其实那是用来塞鼻子避臭的。能迎娶公主之人必定家族显赫，竟也不识此宫廷规矩，足见当时皇家厕所的陈设已奢华精细到了何种程度。”黄宝柱说。

除了各具特色的私人厕所外，我国古代也十分重视公共厕所的建设。

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就有了公厕，并设有专人管理，且当时的公厕还有具体的建筑标准。至清代，甚至出现了收费的公共厕所。

时至今日，卫生厕所已是城乡基础设施的标配，智能马桶等科技产品也日益普及。部分公厕还有母婴室、儿童厕位、无障碍卫生间等设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展示着一个城市的温度和人文关怀。

从原始的土坑到男女分厕，从简单的功能空间到注重舒适体验的私密场所，厕所见证了古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对资源循环的智慧、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其发展史折射出古人对生活品质的不懈追求与社会文明的渐进历程。

记者手记

小厕所 大民生

确定“绿釉陶厕”这个选题时，我心里有一些忐忑：厕所，这个话题似乎难登大雅之堂，即使用再华丽的语言，也无法避免会出现一些“不雅”的词汇。然而，转念一想，这件文物已入选国家一级文物，其价值必定超越了器物本身，于是我决定用客观的眼光去了解它。

根据统计，正常成年人日均如厕6至8次，若对人一生所为之事进行叠加换算，算下来人的一生约有3年时间在厕所里度过。这个占据我们生命如此漫长时光的空间，难道不值得被看见吗？

厕所虽小，却浓缩了民生。

它不仅是关乎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健康需求的设施，更体现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及个人尊严的维护，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卫生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厕所设施的改善、卫生如厕行为的形成、健康厕所文化的树立既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

2013年7月24日，第6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1月19日设立为“世界厕所日”；

2018年12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

……

从国际社会到中国顶层设计，厕所这个最私密的角落，正被赋予前所未有的公共意义。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正以一场“厕所革命”撬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治理升级，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人民生活的细微之处。《中国乡村研究报告2024》显示，我国人居环境整治取得显著成效，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3%。

从一件汉代陶厕到一项国家工程，跨越两千年的是中华民族对生命尊严一以贯之的深切关照，这或许便是“小厕所，大民生”最深远的文明回响。（群众新闻记者 杨露雅）

编辑：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