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期档，《南京照相馆》仅用了20天，票房就突破23亿元，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历史片票房纪录，成为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现实题材佳作。

影片以一家照相馆为切入点，展现了南京大屠杀背景下普通中国人的抗争与坚守。

编剧之一的张珂是陕西科技大学教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编剧代表作有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志愿军》《南京照相馆》。

8月11日晚，记者对张珂进行了专访，听他讲述影片背后的故事。

记者：作为《南京照相馆》核心主创之一，对于票房成绩您有什么感想？

张珂：最初的信心来自我们的表达能和观众产生心灵共振。今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期待通过这部作品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电影上映后，观众的热情反馈、媒体和影迷的真诚评价，让我深受感动。对于创作者而言，最大的幸运并非票房的高低，而是我们的表达与观众的期盼能够形成一种珍贵的“双向奔赴”。看到这种共鸣，我深感一切付出都值得。

衷心希望观众不仅在影院能有所触动，还能在未来的生活中铭记历史，珍视当下的和平生活。

记者：如此扎实的剧本，来自怎样的创作团队？

张珂：我和申奥导演是首次合作，编剧许渌洋老师与他有过合作经验。我们年龄相仿，工作氛围很好。

我们前期做了大量资料储备，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中、英、日文书籍，以及数以万计的历史图片等都集中到资料库里。资料库是共享的，每人负责不同部分，读到有价值的内容就分享在微信群里。所有资料都存入硬盘，主演们进组时人手一份。

我们还研究了当时南京的老地图、市民生活资料、繁华街道、热门饭馆、流行歌曲和电影等，把普通人的生活史融入故事中，让影片更有真实感。

记者：电影以“八纮一宇塔”推动情节，也让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具象化。这一细节是怎样创作的？

张珂：受父亲影响，我从小就对历史、军事比较感兴趣，写作剧本前就知道此塔。在确定剧本中宋班长、池田这两个人物形象后，“八纮一宇塔”的史料自然地在我脑海中浮现了出来。这既是情节需要，也有象征意义：侵略者想偷走我们一砖一木，最终被我们用这一砖一木反击。现实中，“八纮一宇塔”在日本宫崎县，还镶嵌着来自中国各地的石头。

记者：电影核心意象是“照相馆”。为什么会聚焦这样一个小空间？

张珂：我们决定拍摄影片时，接触了大量史料。最让人心绪难平的是日军拍下的暴行照片，很多照片上盖着“不许可”的印章。这说明日本军方试图掩盖罪行。

照片是直接、真实的历史载体，也承载了和平生活的记忆。日军既想用照片炫耀武力，又想粉饰暴行，没想到最后照片成了为其定罪的关键物证。照相馆作为故事的枢纽，象征意义在于它是记录与揭露的双重战场。

记者：不少观众反映伊藤这一角色让人印象颇深。你们对他的设计初衷是什么？

张珂：伊藤不是单一个体，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化身。最终真正战胜伊藤所代表的邪恶力量的，是千千万万不屈的普通中国人民。正是他们用生命守护并传递出的照片，成为战后审判战犯的关键证据。人民的力量与历史的审判，是贯穿全片的主题。

记者：作为文艺工作者，您在陕西生活和创作的感受是什么？

张珂：我2009年扎根西安，至今已有16年。选择西安，一方面缘于父亲曾在陕西师范大学求学的渊源，使我对这座城市怀有天然的亲近感。另一方面，我被西安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

在西安，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文化界友人，大家互相扶持，共同成长。延安是革命圣地，延安精神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塑造了我的创作观——艺术源于人民，最终也要回馈人民。

陕西文艺的精神特质对于驾驭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是至关重要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前辈扎根大地、反映时代的创作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影响着我。

陕西无愧为文化大省，创作土壤无比丰沃。想在这片沃土上绽放出独特而绚烂的艺术之花，年轻的创作者们必须将根须扎得更深、更牢，方能真正地向阳而生，枝繁叶茂。

编辑：呼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