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金魁:从陪同斯诺的红色外交官到抗战前线的红色金融先驱

时间:2019-07-31 17:46:57  来源:西部网-陕西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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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金魁:从陪同斯诺的红色外交官到抗战前线的红色金融先驱


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工人,到与外国友人谈笑风生的外交官,从保障后勤的物资“买手”到精通印钞的“金融战士”,从在中央陪同周恩来亲历“西安事变”到在地方默默服务基层32年,谁,在这波澜壮阔的时代有如此传奇跌宕的一生?这个人就是本文的主人翁——胡金魁。

外交佳话:斯诺笔下的“傅锦魁”

《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6月至10月通过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所积累的大量采访资料、照片为基础所完成的报告文学(同行的还有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博士(即马海德))。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版再版,于国内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斯诺拍摄的胡金魁照片——美国《LIFE》杂志1937年2月

在斯诺考擦期间,毛泽东指派胡金魁全程陪同斯诺在保安和到保安以西的甘肃边境进行采访,并告诫他“务必使客人感到宾至如归的感觉”。胡金魁作为“主人”,同时兼任向导、保卫工作。采访的地点、人物、内容,都是由胡金魁根据毛泽东、周恩來的指示以及斯诺的要求和当时陕北红区实际全程全面具体安排的。早在这段旅行结束之前,斯诺和胡金魁就成为好朋友,并保持了终生的友谊。斯诺临别时,赠给胡金魁一支派克钢笔和一块挂表作纪念。

 

斯诺和胡金魁、李长林三人一起骑马的合影

《斯诺眼中的中国》对胡金魁有一段记载:“红军外事处派来的代表傅锦魁(译音)陪我向前线赶路。他很坦率地把我看做一个帝国主义者。不过,无论那一方面,他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不等到目的地,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傅锦魁1930年参加红军,他具有大学生的温雅和沉着风度。但却是一个完全自学,或者说由红军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幽默、有耐心、机智和勇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四五年前,他还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工人。……”

有趣的是,《西行漫记》英文原著中将胡金魁的名字拼成“FuChin-kuei”,因为胡金魁有浓重的江西口音,“hu”发音为“fu”,以致各种中文版本中都被翻译成“傅锦魁”。这种错误延续了很多年,其实胡金魁早就知道,但他始终保守着纪律,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直到后来越来越多的材料被公开,人们才得已知晓。

 

斯诺《西行漫记》描写胡金魁的打字稿

还有一个小插曲,斯诺与周恩来见面,胡金魁开始陪同,地点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处。该处职能有:一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处(这是对外称呼,对内则是外交部招待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连同胡金魁和秘书共3人);二是红军总司令部驻陕西洛川三原联络站(负责联络西北军、东北军、及其他国民党党政军高中层人员)。招待处对国内外友人的接待和安排工作由胡金魁负责;同时他兼洛川三原两地联络站主任。后来听说斯诺发表的文章直接写成受外交部招待所接待,为此他还有些意外。可见当时中央保密工作的严谨和老一辈终身矢志不渝的责任操守。

 

油画《红星照耀中国》局部——斯诺与周恩来之间的红军干部为胡金魁——沈嘉蔚澳大利亚著名华裔艺术家、著名知青画家

1936年,胡金魁第一次见到斯诺的时候已经30岁了(仅比斯诺他小一岁多),是已经参加十年革命的“老干部”,在他此前的革命生涯中经受住了无数的考验。

1937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组建,胡金魁任首任交际处处长。在任期间,胡金魁接待了许多投奔延安的热血革命青年和各界著名人士,还接待了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柯棣华等众多国际友人。而胡金魁,也成为第一代红色外交官。

 

胡金魁夫人杨湘君(一排左三)与斯诺夫人(一排右三)合影——胡老家人提供

1982年春,纪念斯诺逝世10周年的斯诺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访的斯诺的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惠勒,其与重病中的胡金魁愉快地见了面,一起畅谈往事,回忆整理了《斯诺在保安》、《斯诺是来寻找东方魅力》等文章,分别发表在《时代的报告》与《斯诺在中国》等文集里。

现在,这已经是一段广为人知的外交佳话,而我们将要介绍的,则是胡金魁的另一重身影,同样值得历史的铭记。

1941年这个“老干部”再次担起重任,开始主持江淮银行票币的印刷工作,直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红色金融的先驱之一。

货币抗日: 印钞厂的“游击战”

皖南事变后,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新四军在盐城组建了新的军部。1941年下半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根据中央“华中各地应急速成立银行,发行边币”的指示,拟筹建银行,组建印钞厂。陈毅和刘少奇亲自找胡金魁谈话,要求他担任华光公司的督导主任。“华光公司”是新四军的“江淮银行印钞厂”与上海“华东印刷厂”以合营形式成立,挂名在上海,实际上协助新四军“江淮银行印钞厂”方便采购所需要的印刷机械和原辅材料。

抗战时期的印刷厂从建立开始,就不得不“打游击”。胡金魁带领印钞工人,采用游击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

印刷厂在筹建之初,日军突然对新四军苏北、苏中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扫荡”,必须马上撤离。胡金魁接到命令后马上通知了俞祖贤和李栋两位主要负责人,立即在全厂进行紧急动员,要求大家争取用两夭的时间把已经装配好了的印刷机器全部拆下,并且保存完好,以便随时开工。按俞祖贤当时的想法,撤退时连工人带机器一起跑,这样重新开工比较方便。但胡金魁并没有同意,根据他的经验,如此的话,人和机器都走不了。必须把印刷机械和材料就地隐藏。最后经几个核心人员讨论决定,把机器就近沉没在“华光公司”附近的深水河里,印刷材料包装以后深埋在土里。然后胡金魁才起带着工人们向安全地带转移。有惊无险的保住了初创的印刷厂。

1941年11月,江淮银行在海安成立,钞票背面的英文签名“胡服”由刘少奇亲笔所签。这是江淮印钞厂第一次出钞,盛况空前。其中一圆券铜版凸版印刷,十分精美,深受根据地人民的喜爱。陈毅再次视察时高兴地说:“你们在山沟里,用陈旧的设备,印出一流的钞票,真不简单!”

即使是在山沟沟,这样的环境也只持续了几个月。

 

1941年江淮银行壹圆券——背后与刘少奇的亲笔签名“胡服”拼音——顿德化《红色货币收藏图集》

随着日伪“扫荡”的兵力越来越多,越来越近,胡金魁根据上级命令:“一定要保证工人们的生命安全”,他决定将工人们组织起来,发给一部分枪支弹药,融入整个苏中根据地反“扫荡”的行动中去。这种艰苦、紧张、危险的游击状态一直延续到1942年春天。

既然陆地上没有安全保障,因此在胡金魁主任的领导下,印刷厂有关人员,包括印刷工人、领导、保卫部队以及当地因日伪“扫荡”而受到威胁的部分新四军战士全部上船下海,在艰难环境下继续开工。

1942年6月,在我新四军苏北、苏中大地上,军民联手彻底粉碎了日伪的夏季“大扫荡”。此时,敌我力量相平衡的情况被打破,我根据地军民已占很大优势,日本侵略军明显得兵力不足,控制范围大大缩小。鉴于我新四军对苏中大地的绝对控制,印钞厂也放弃了“海上流浪”,从海上搬迁到陆地,建厂于阜宁县羊寨镇附近的虹庙。

1942年12月,日军又集中兵力再一次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印钞厂再次停产转移,把机器、材料分散埋藏。一部分精壮人员和必要的技术力量在胡金魁带领下,突破敌人“扫荡”的封锁圈,与当时的财政经济部朱毅会合。

1943年初,印钞厂在海防团保卫下,在如皋沿海的何家灶港口下海,流动于琼港、巴头山、八户灶、五户灶、苦水洋、王港闸、川东闸等南北几百里的黄海面上。边转移边生产、时下海时上岸的艰苦生活,坚持将近1年之久。

1943年下半年,根据地军民在反扫荡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时的军事、政治和财政金融形势,对抗币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上级要求印刷厂迅速在苏中地区全面复工。1943年10月初,朱毅、胡金魁、范仲云等3人,持函过封锁线到苏北行署找曹荻秋,请他们协助将埋藏在阜宁洪庙附近的器材物资取出,转运到苏中。在地方和海防部队协助下,从陆地、海上、内河辗转搬运,历时近半年之久,直到1944年4月,全部机器才安全运抵东台王港。而胡金魁带领的人员已奉命在宝应安丰区新四军一师暨苏中军区司令部附近的一个四面环水的林上庄建厂。

 

1943年江淮银行贰角券——顿德化著《红色货币收藏图集》

1944年下半年,苏中根据地迅速发展扩大,抗战接近全面总反攻阶段。形势的变化要求印钞厂必须扩大生产规模,更多地供应抗币。1944年底,印钞厂陆续迁到新舍进行生产。

 

1944年华中银行拾圆券——江苏灌县纪念馆藏品

当时工厂已具有雕刻、打锡版、整版、电镀、绘图、照相、铜锌版、凹印、凸印、湿纸、烘票、裁切、光边、检票、检号、机修等工种印钞厂组织机构也进一步健全。总厂长胡金魁(兼党总支书记)。副总厂长管文炳(不久调出)。政教科长张瀛(兼党总支副书记),制版部主任韦明,材料科先后由韦明、林立担任科长,总务科长傅一尘、王兴昌,工务科长郑耀祖,下设雕刻股、整版股、凹版股、凸版股、检票股、检号股、验收股等。

在此期间,胡金魁一人负责全厂工作,从行政、生产、政治思想、整风、反扫荡等,样样都抓。他在这繁忙的工作中依然重视文化与理论学习,每天早晚坚持学习两小时(他蝇头小楷笔记本保存了一箱,印证着他可佳的学习精神,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在他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熏陶下,大批优秀工人、知识分子纷纷入党,分别提拔为股、科级干部和出色的雕刻师。这批人才,以后陆续成了新中国印钞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胡金魁的学习笔记——胡老家人提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华中银行成立,江淮印钞厂改名为华中印钞厂,开始印制华中币。华中印钞厂在宝应所印制的华中币从小票面伍角到大票面伍仟元共有13种,40多种版面。钞战线上的工人队伍不断扩大,工厂自行发电,土洋结合,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江淮及华中印钞厂在宝应两年多时间里,印制发行的大量抗币,使得苏中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伪在经济上的掠夺和封锁。

 

宝应为印钞厂立纪念碑——上有胡金魁的名字

解放前线:南下干部的“金融斗争”

苏中各印钞厂集中到淮安宝应地区后,1946年5月成立了华中印钞厂总管理处,由胡金魁任主任兼总支书记。下设五个专业厂:一厂(凹印厂),厂址新舍。二厂(凸印厂),厂址淮安县城下关。三厂(胶印厂),厂址宝应具安丰镇俞庄。四厂(造纸厂),厂址宝应县曹甸镇李家沟。五厂(铁工厂),厂址离新舍近10里的一个村庄。整个总厂人员增至1500人,工种多到几十种,生产任务大幅增加,技术繁简悬殊。陈穆行长和胡金魁主任在上级指示支持下,找有关人员研究,决定把机关化丶军事化的领导方法改革试行企业的管理方法。在各厂进行清产核资,制定费用标准,资产有偿调拨,健全财务制度,实行成本核算分别考核损益。在劳动管理上,制定数质量标准原材料消耗标准,制定物质奖励办法,实行劳动报酬等级制,技术繁杂丶手艺高丶劳动强度大的人比普通简单劳动的人收入高,最高与最低工资相差二倍半至三倍。经过试行职工劳动积极性更高,数质量超指标热情空前高涨。

 

在宝应印钞厂工作期间,胡金魁、杨湘君夫妇与第一个小孩合影——胡老家人提供

随着战争形势发展工厂决定北撤。陈穆丶胡金魁确定一厂先行撤离,近500人队伍,几万公斤设备由牛车载运,终过穿过陇海线于1947年元旦前夕抵达山东临沂附近一所破庙安顿复工。其余各厂再分三路北上,第一路由陈穆丶胡金魁亲率胶印厂丶总管理处人员先由水路再转陆路。二丶三厂部分人员徒步轻装穿越陇海路。二厂机器和精干人员由海路北上山东登陆。由陆路北撤人员经两个月夜行军,换车船七次,动用民工3100人次,大小车辆3800多辆,绕过敌我交战地区,在骑兵团掩护下冲过进攻响水口的敌人,终于越过陇海线,于1947年1月底走完千余里,到达山东莒南县十字路镇的店头。逐步开始复工生产。

 

1944年华中银行贰拾园劵——江苏灌县纪念馆藏品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结束,驻在沂蒙山区北庄的一厂丶三厂又成了距敌最近的前线,炮声在耳边呼啸,晚上清晰看到西边满天战火,正是在敌人伸腿可达的危急情况下,印钞职工在胡金魁主任领导和影响下临危不惧。他们一边侦察敌情,一边把印好的百元钞票打上号码装好包,再拆卸机器准备转移。同时每个人带上30多斤的钞票包,作好转移准备。到敌人离驻地仅5丶6公里路程了,胡金魁主任仍镇定沉着,纹絲不动,一边抽着烟一边守着电台,一直等到晚上9时,华东局打來电报,说部队不來取款了,要印钞厂立即带上这些货币转移,胡金魁才下令转移。这天正是6月30日晚上,建党36周年前夕,印钞职工在国民党军隆隆炮声欢送下,从容不迫离开战火弥漫的沂蒙山区,向诸城方向迈步而去。

1947年秋,国民党重兵包围胶东半岛,各印钞厂停产,物资、机器埋藏在山洞中,一部分人员由渤海冲破海上敌舰封锁,向大连、临江突围,到临江参加东江印刷局印钞工作。

 

胡金魁在1948年的学习材料——可以看到,胡金魁使用签名是“魁”字的拼音,这是斯诺教给他的英文签名,据当时胡金魁的同事回忆:“他常用英文签名,没人这么做,也冒充不了”——胡老家人提供

1947.11月随刘邓大军南下,在开封附近待命并进行有关内容学习。1948年8月至1949年6月,胡金魁担任豫皖苏工商管理局副局长、经理,兼任开封市中州银行行长。

后继续南下到武汉。1949年6月至1950年10月,他担任武汉中国人民银行监委(政委),主要负责对武汉市金融市场的接收、管理,开展斗争和建设,对国民党留职人员的思想改造。

 

1950年8月,武汉人民银行同仁为与胡金魁、杨湘君夫妇离任合影——胡老家人提供

1941年到1950年十年间,从“华光公司”督导主任起,胡金魁先后担任了新四军江淮印钞厂副厂长、厂长、党支部书记;华中印钞厂厂长、华中印钞厂总管理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华中银行和山东北海银行合并后,他又担任了两个地区印钞厂的总管理处主任;又任开封中州银行行长丶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监委(政委)。他一直战斗在金融前线,为稳定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秩序,保障了军民生产生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红色金融专家。

 

1948年中州农民银行壹佰圆券——顿德化著《红色货币收藏图集》

解放后,胡金魁曾有两次调中央机关工作的机会,但都被他婉拒了。他说: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还是留在基层吧。”于是,他留在了武汉,一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 后省人大常委会成立,又同时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至在武昌逝世,一干就是32年。胡金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嘱咐简办丧事,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

胡金魁晚年照片——胡老家人提供

胡金魁一生不仅在金融经济,印钞事业上作出突出贡献,而且长期在毛泽东丶周恩来丶毛泽覃丶邓发丶叶挺丶陈毅丶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直接领导下工作,在工人运动、武装斗争、政治保卫、外交接待、联络情报、统一战线、政协人大等多条战线建立功绩。多年来他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忘我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胡金魁的一生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辉写照,也是后人值得铭记和学习的榜样楷模。(文/邓尧)

参考资料:

江苏省档案馆编.《红色记忆:江苏省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报刊资料选编(1918-1949)》 ;

熊河水,李秋华主.《新四军与南昌》 ;

吉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吉安人物》;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 (江苏部分) 第四卷》;

杨秉超.转战山东—华中银行印钞厂北撤记.1984.4;

俞国震.上海支援新四军创建抗币厂述略;

陈晓友、扬长喜.江淮印钞厂在宝应.2016;

丁晓平.红军外交官胡金魁的人生传奇.2010;

特别致谢胡老的子女在本文形成过程中提供线索、资料,给予的信任和指导。

编辑: 王潇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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