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精神”系列报道《初心不改 向西而歌》第二集:应国家之需 承发展之重

时间:2018-09-11 20:16:48  来源:西部网-陕西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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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精神”系列报道《初心不改 向西而歌》第二集:应国家之需 承发展之重

在交大122年的建校史中,1956年是一个极为重要而特殊的年份。正是在那一年,数千师生挥别江南,从上海抵达西安,开启了大规模西迁的序幕。


1956.09.02乘车证正面。

西部网讯(陕西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部)在交大122年的建校史中,1956年是一个极为重要而特殊的年份。正是在那一年,数千师生挥别江南,从上海抵达西安,开启了大规模西迁的序幕。系列报道《初心不改,向西而歌》,今天(9月11日)请听第二篇:《应国家之需 承发展之重》。

1956年8月10号,上海徐家汇火车站人声鼎沸。上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和家属背起行囊,踏上了西去的列车。这是一趟不需要车票的专列,每个人都持有一张粉色的乘车证,正面印有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此时距离交大开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师生们向往西安、期待新学年的到来,车厢内响起了一片欢快的合唱声。

那年,从上海到西安,铁路是一千五百零九公里,仅仅才走了华夏版图的三分之一,而三分之二的地方还没有一所像样的高校。当时全国188所高等学校中,工业学校有62%都分布在沿海。

1956年总务部门同志将迁校设备、物品等打包装箱。

1955年,我国迎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新中国工业建设方兴未艾。就是在这一年,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内外形势和新中国高等教育、工业建设布局等方面考虑,作出了交通大学迁往西安的决定。

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西迁时任机械系党总支书记史维祥:那么很快呢,雷厉风行啊,那个时候中央的决定以后啊,我们执行非常快,非常坚决。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西迁时任物理教研室助教胡奈赛:“60年的一个根,扎在那里一棵树要搬到西安来挺复杂的,但是交大的教职员工还是踊跃报名,报名的人很热闹,国家需要就应该都走。”

在师生们的广泛支持下,西迁工作进展顺利。截至1957年初,加上从全国各地直接赶赴西安报名的两千一百多名大一新生,交大第一批共计五千多名师生,已在西安新校址集中开课,教学设备、仪器、图书、家具等还在源源不断运往西安。

五十年代的上海外滩。

而就在这时,一段对于西迁历史举足轻重的插曲出现了。1956年起国际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曾经是国防前线的沿海地区工业建设要重新开足马力。交大迁走后,国家计划在原址上筹建南洋工学院,而交大自身“向科学进军”的任务也骤然加重,另一方面,西安的校园还在建设,西迁后的科研、专业和工厂配合等许多条件一时还跟不上,这样交大内部渐渐出现了对迁校必要性的讨论。

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西迁时任机械系党总支书记史维祥:“这个沿海地区啊,还是要对工业加强建设。所以呢,形势缓和了,那个时候,学校里有一批教师认为交通大学是不是不要迁了,因为形势变了。”

五十年代的西安钟楼。

为了避免影响对迁校问题的讨论,充分吸取意见,学校决定暂停实验设备的拆卸装箱,西安新校址的基建工作也同时停止。迁校究竟对不对?是坚持继续迁到西安,还是撤回上海?在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的新中国初期,一场横跨上千公里的迁徙意味着背井离乡,告别旧有的生活环境和习惯,甚至要面对很多人生选择。新的形势下,安土重迁、故土难离的思绪重新蔓延上不少师生的心头。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西迁时任物理教研室讲师屠善洁:“我们都是年轻人嘛当时,那是很兴奋的,觉得好像国家需要建设,需要发展西北啊,这些东西,那很兴奋,激动激动。但是呢,对老一些的人就拖家带口的,那就顾虑比较多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迁时任交大机械系教员汪应洛:“说这些老教授不去,我们迁过来撑得起这个场面吗?所以大家顾虑很多。”

钟兆琳教授备课(1956)。

大局面前,交大一批科研学术领军人物站了出来,他们选择无条件支持西迁,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先生当时已年过花甲,他安顿好卧病需要照顾的夫人,孤身一人带头来到西安。他当时这样说,中国东南有人才,西北有资源,这两个结合,中国就有大发展。

钟兆琳的儿子钟万劢:“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非常非常爱国。家里面就是这样,我小妹妹陪我母亲留在上海,伺候我母亲。”

我国著名能源动力学家陈学俊先生去年7月在西安逝世,享年99岁。当年西迁临行前,他和夫人带着四个孩子,注销了上海的户口,并将位于上海市闹市区牯岭路的住房交给政府。

先生生前谈起这套住房,云淡风轻:在(上海)国际饭店的后面,那留到现在那很值钱。我不觉得可惜,我支援西北了,送给上海的房管处。

陈学俊正在备课(1957年)。

陈学俊是当年西迁25位交大正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这些教授中最后一个离世的。

西迁中,当年的交大校长彭康、教授陈大燮、张鸿、周惠久、吴之凤、殷大钧、赵富鑫等等,无一不是把自身的利益排除在外,一走就是一辈子。

1957年,关于迁校的讨论还在继续,民主的氛围逐渐扫清了人们的困惑,支持西迁的声音越来越多。很多西迁师生都记得张世恩讲师当年在一次讨论中的发言,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家心中逐渐形成的共识。他说,讨论迁校问题是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到底考虑应摆在什么位置,不能两者放一样重要,长远利益应考虑重一点。同时全国利益和交大利益也不能等同,交大利益不是不考虑,轻一些。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西迁时任机械零件教研室教师丘大谋:“我认为西迁精神就是要大家,更多地从全局、国家的层面去考虑问题,要这样你也必须要做出一定的牺牲,有所得就要有所失,我们的国家就可能发展地更快。”

在周恩来总理、国家高教部以及上海和西安两地的关心支持下,经过反复讨论商议,1957年7月,交大最终拿出了一份慎重而妥善的迁校方案:决定交通大学分设西安和上海两部分,实行统一领导。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往西安,小部分留在上海,并与上海造船学院及筹办中的南洋工学院合并,作为交大上海部分。

这份方案得到绝大多数师生的拥护,到1958年暑期,全校70%以上的教师、80%以上的学生来到西安新校园;74%的图书资料、大部分仪器设备及全部历史档案,均相继运抵西安。至此,学校西迁宣告顺利完成。

西迁列车奔驰着驶向广袤的大西北,西迁故事翻开了新的一页。当年的西迁师生每每回想起来,总念念不忘自古城西安开始的那段为国家建设而拼搏的火热岁月,难忘开拓创新所带来的快乐。系列报道《初心不改 向西而歌》,明天请继续收听第三篇:《西北有大风 求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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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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