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化的特点及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探析

时间: 2016-12-20 11:57:00 字体设置

    二、陕西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陕西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其脉络和内涵融汇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为不同时期文化的充实、演变和推进提供丰富的滋养和强大的动力。许多中华文化构成的基本元素,如礼乐文明、大一统格局、集权式政治、传统哲学思想等,或发端于陕西,或奠基于陕西,或完善于陕西,陕西一度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区。

    (一)炎黄——四海同源的华夏血脉。中华民族是以华夏族为主干,纳入许多别的部族,如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经过长久融合最终形成的,融合地就在渭水平原和陕北高原一带。所谓民族文化就是种族文化,它规定着这个民族或种族区别在于其他民族或种族的人文习俗和精神气质。正是在轩辕黄帝这一族群的带领下,华夏文化不断地吸纳其他族群的文化,并不断地将临近的族群文化同化于华夏文化之中,最终汇聚成极具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中华文化。海内外华人四海同源、血脉相连皆缘于此。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讲,“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民族共同的梦”,就是在强调中华文化向心力、凝聚力的问题。现在,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安葬于陕北黄陵县的桥山上,号称“中华第一陵”,历朝历代的祭祖大典都在黄帝陵举行,陕西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之地。一年一度的黄陵祭祖大典,向世人庄严宣告着中华文化的正统,并将中华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走过千年、走向辉煌。

    (二)礼周——钟鸣鼎食的礼乐文化。《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古代豪门贵族吃饭时要奏乐击钟,用鼎盛着各种珍贵食品而享用,是一种非常讲究的吃饭排场,因此常用钟鸣鼎食形容盛大而庄重的礼仪,汉张衡《西京赋》中的“击钟而食,连骑相过”也是类似的仪节规定。文化学者张岂之先生认为,发轫并成熟于三秦大地的先周文化在本质上讲是一种礼乐文化,这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原生形态,也是中国传统主导型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经典形态。周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礼乐文化,所谓“礼仪之邦”就是因为周公制礼才形成和叫响的。周公在实行宗法分封制的同时,还制作礼乐,从而建立起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秩序,并架构了几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格局,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孔子把周公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更以“克己复礼”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他对周礼进行改造和弘扬,使周礼作为儒学基础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礼乐文化不仅影响了孔子的一生,也影响了周以后整个中国历史和所有中国人。

    (三)雄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秦穆公广招天下英才,用五张黑羊皮换回在楚为奴的百里奚,请出隐居宋国的蹇叔,重用擅于相马的伯乐和九方皋,使秦国不断兴盛,终于攻灭西戎十二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秦孝公重用商鞅而实行变法,是一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改革,使秦国一跃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一统局面。秦统一后建立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和郡县制,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是秦代对中国历史文化最大的贡献。此外,秦始皇还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及货币,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也为维护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至此而后的两千多年里,尽管我们国家也曾多次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大一统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大家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从来都强调集中统一、从来都注重维护核心,集中了就稳定,不集中就出乱子;有核心就有向心力,没有核心就散乱如沙,历朝历代概莫如此。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被明确为党中央的核心,是符合国家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强汉——宅兹中国的汉之民族。何尊者,西周青铜酒器,陕西陈仓出土,腹底122字铭文首现“宅兹中国”于实物,乃镇国之宝,现珍藏于宝鸡青铜博物馆。“何尊”造型雄奇,凝重华贵;饕餮兽面,纹饰瑰丽;口圆体方,喻天圆地方之包容;斑驳绿锈,藏邃古纪元之神秘,成为“中国”二字来源的最早考证。生存繁衍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外域人称中国为“汉”,而“汉”的来源就在汉朝。西汉王朝不仅完成了秦始皇未尽的事业,而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中国也第一次以一个强盛国家的姿态走向世界。正是因为有了汉王朝,才出现了汉人、汉族、汉语、汉字、汉学等具有鲜明历史特征和深刻文化含义的语汇。汉代建立的太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高等学府,我们现在所说的汉学、古汉语、汉语言文学就由此而来。

    (五)盛唐——开放包容的文化秉性。唐朝宽广的城市、博大的胸襟和兼容并蓄的精神,吸引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学者、官员、商人、僧侣接踵而来,百万人口的长安,有70多个外国领事机构,有3万多名外国留学生,长期居住的外国人达到万家以上。日本、新罗等周边各国,通过遣唐使、留学生、学文僧等不同形式,把唐朝的先进文化带回本国,有力地推动了东亚文化一体化,形成了包括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以及部分东南亚地区在内的亚洲儒家文化圈。通过丝绸之路,中亚、中东、欧洲和非洲等地区的物质文化远道而来,唐朝人吃的是意大利面,用的是阿拉伯香料,铺的是波斯地毯,造的是拜占庭建筑,流行的是古罗马艺术,就连勋贵之家用的奴仆都是昆仑奴、鲜卑婢。所谓昆仑奴,一部分是来自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的矮黑人,一部分是辗转来自北非的黑人,又叫“僧祇奴”;所谓鲜卑婢等同于今天的菲佣,大都受过专业训练,个个乖巧能干。长安城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各种肤色的人满大街走见怪不怪。不仅如此,外国人考取“公务员”、在朝为官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据有关记载,唐朝时在我国有官职的外国人将近3000人,有的甚至官拜宰相。如阿史那杜尔,突厥人,唐太宗时任左骑卫大将军,尚衡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阿倍仲麻吕,日本人,中国名晁衡,居留唐朝50年,官至镇南节度使;高仙芝,高丽人,唐玄宗时任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阿罗憾,波斯人,武则天封其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等等。大唐注定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朝代,就连其最高统治者都不是单一的华夏血脉,唐太宗1/2的血缘是鲜卑族,高宗李治3/4的血缘是鲜卑族,他们的通婚缔造了一个伟大的朝代、一个开放的国度。中华文化包容的心态、吸纳的勇气、融合的气度由唐而成,并固化为一种持久的秉性。

    (六)两宋——同胞物与的关学思想。关学,是由北宋哲学家张载创立的一个理学学派,因张载是关中人,故称“关学”,又因张载人称“横渠先生”,关学又称“横渠之学”。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是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学派,从北宋到清末,共延续800余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关学名句,可以说是誉播华夏,影响深远。特别是关学中的“同胞物与”理念,不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及视民如同胞、视万物如友伴的平等原则。这样的思想在张载之前并没有人提出过,不得不说是关学的独到之处,对于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也有着很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曾经发生在陕西境内的泛舟之役、秦晋之好、芮虞息讼等哲理故事,都是“同胞物与”和谐相处理念的极好佐证。

    (七)当代——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集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为一体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共产党员崇高品德和革命情怀的集中体现,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旺盛顽强的生命力。当年,正是依靠延安精神,我们党才以小米加步枪赢得了抗战的胜利;正是依靠延安精神,我们党才在窑洞山沟的艰苦环境中运筹帷幄打垮蒋家王朝,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正是依靠延安精神,人民志愿军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今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刻,更加需要延安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更加需要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伟大力量,凝聚党心民心,鼓舞士气志气,不忘初心,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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