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祚来

    据《中国青年报》1月26日消息： 南开大学最近组建学风建设委员会，成员完全由资深学者构成，没有校级和院级领导。它是专管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建设的指导、咨询和甄别机构。同为学者，南开校长饶子和院士等校级领导及各学院院长、各部门处长都“回避”加入学风建设委员会。新成立的学风建设委员会由物理学家母国光院士出任主任，数学物理学家葛墨林院士、哲学家陈晏清教授为副主任，入选的8位教授被公认为“学术水平高、学风正派并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

    让学术回归学术，让行政专注管理，这本是理所应当之事，但现在的高校与科研院所却学术行政化，行政学术化， 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人大校长纪宝成点评“学术权力行政化” 时，认为高校将学术权与行政权对立，将学术权片面理解为学者的权力，与行政无关，而事实上学术权也包括了许多与学术相关的行政管理权。行政权独大，造成教授在行政人员面前失去应有的尊严，“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

    看起来南开大学是开风气之先，让学术获得独立的地位，其实只是回归到大学应有之意。即便是被人们视为黑暗的中世纪，大学仍然保持其独立自由的教学与学术属性，无论是12世纪最早兴办的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和萨莱尔诺大学，还是后来的巴黎、牛津大学，“大学”作为一种行业公会，都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机构，完全实行自治。不受地方或“上级”的管辖与限制。大学甚至还拥有“特权”，如免纳捐税，平时免服兵役，不受普通司法机关管辖等，大学遵从“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理想，没有独立自治的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就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近代启蒙运动。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始创于1810年的德国，由普鲁士王国内务部文教总管洪堡负责筹建，柏林大学贯彻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教师享有较大的学术自由，洪堡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一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大学的基本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教学与学术自由对内是互相宽容，对外是不受政治干涉，而寂寞，则要求教学者能够独善其身，不以功利为目的，而以追求知识与教育为崇高目的。

    传统中国社会家族有私塾，朝廷有太学，社会有书院，一直没有形成西方“大学”意义上的教育体制，直到清末才有圣约翰大学(1879年)、北洋大学堂(1895年)、南洋公学(1896年)和京师大学堂(1898年)，尽管有西方、宗教或政府背景，但大学教学内容还是相对独立于政治，譬如南洋公学为官僚、巨商盛宣怀创办，但其教学却原版引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材。

    后来的清华大学(清华学堂)、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以及南开大学(南开学校)更是倡导教授治校，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其《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就明确地说过：“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明确表示反对，呼吁“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担任校长时有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梅的主持下，清华大学于上世纪30年代传承、发展，并确立了“民主治校”，也叫“教授治校”的制度，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以及各专门委员会，均由教授充任之，并纳入学校管理体制。朱自清在谈到“清华的民主制度”时说：“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于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正是自由独立与民主的办学精神，滋育了一代中华骄子， 清华教育直接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化史、科技史、政治史，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28年到 1948年，清华大学(包含西南联大)共毕业大学生5503人，研究生64人，还考选了一些留美公费生，如王淦昌、钱钟书、曹禺、夏鼐、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费孝通、钱伟长、吴晗、钱三强、王大珩、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等， 1980年公布的537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这一时期的清华学生有134人，占总数的近四分之一。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之问，当年的清华、南开用行动早已做了回答，而现在南开大学好在以行动回应钱氏之问，让行政与学术分立，是高校教授治校的第一步，我们期待更多的高校回到大学教育与学术科研的常识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