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新闻网11月14日报道 他从非洲来，非洲为他创造了亿万财富；他回非洲去，要回馈这片神奇的大陆——英国富翁莫·易卜拉欣先是送钱做慈善，试图以传统的援助方式改变贫穷的面貌，但却以失败告终。痛定思痛的他选择了一条史无前例的路：重奖那些在任内造福于民、到任之后不恋权栈的非洲国家元首，以期促进政府的廉洁，进而推进非洲各国的可持续性发展。

当今世界最高现金大奖

易卜拉欣基金评奖委员会主席、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10月22日在英国伦敦宣布，首届易卜拉欣奖授予莫桑比克前总统若阿金·希萨诺。希萨诺因此可获得500万美元的现金奖励，外加每年20万美元的终身养老金。巨额奖项被国际媒体封为“当今世界最高现金大奖”。

安南说：“希萨诺的成就不仅在于任总统时结束了长达16年的莫桑比克内战，给国家带来了和平、和解、民主与经济的长足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宪法允许、民意支持他三任总统的情况下，他坚持不谋求第三次任总统。他的一番作为不仅给莫桑比克带来了多年的连续稳定发展，还影响了非洲南部地区的政治风气，这完全符合‘易卜拉欣奖’的获奖条件！”

非洲发家回馈非洲

1946年出生在苏丹的穆罕默德·莫·易卜拉欣的发家史颇有现代传奇色彩：在左邻右舍的“赞助下”，他完成了基础教育，又凭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国家奖学金，赴埃及亚历山大大学读电子工程专业。学成毕业后，他进了苏丹国营企业苏丹国家电信局工作。

“那时的苏丹电信实在太落后了，就连首都都没有几部电话，所以我的专业基本派不上用场，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在吹牛、喝水和看报纸中打发日子。这不是我想过的日子。”易卜拉欣多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26岁那年，我决定到英国去读书开眼界。”

“伦敦机场打出租车的经历奠定了我一辈子的事业基础”，易卜拉欣笑着说，“虽然大学毕业，学的又是电子工程，可我还真是乡下人呀。伦敦出租车司机的车载无线电台让我目瞪口呆，我不知道他们都冲着车里的那个笨重匣子嚷嚷什么。我好奇地问司机：‘这东西也没有线，你们是怎么通电话呀？！’这段感受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到英国到底应该学什么，那就是无线通讯。”易卜拉欣先后在布拉福德大学和伯明翰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所学的专业全是无线通讯工程。

因为学习成绩好，加上努力肯干，所以他毕业后直接进入英国电信公司，成为科研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英国乃至世界第一个移动电话课题的研究。对非洲电信落后有深刻体会、又有商业潜质的易卜拉欣立即从中看到了商机，他力劝英国电信公司的老板将移动电话商业化：“我们的老板是绝对的英国绅士，他布置课题的出发点是为英国的军方提供通讯便利，根本不考虑商业化问题，但我还是成功地说服了他，并且还拉了欧洲几个运营商和制造商合伙。这样一年下来，也就是1985年，我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移动电话网络！”

1989年，易卜拉欣决定自己当老板，于是成立了MSI公司，专事咨询和通讯软件的设计。“许多人问我事业起步的成功秘诀，其实没有什么，那就是充分相信自己的员工，让他们看到希望，得到实惠。”易卜拉欣承认：“我就是做生意也摆脱不了大家平等发财的理想主义色彩，把股份当成员工的奖金，所以我对公司的股份控制从来没有超过30%，并且公司也不是我一言堂，这样MSI就起来了。”

到2000年，当MSI被马可尼公司巨资收购时，它已经发展成一家有800名员工的大型公司了，并且直到今天都运作良好。而出售公司为易卜拉欣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他的个人资产达数千万英镑。

然而，让易卜拉欣梦绕魂牵的却是故乡那片神奇的大陆，他有钱了，想回到故乡创业。1998年，他注册成立MSI-电话投资公司，成为非洲大陆第一个移动电话运营商，而出售MSI公司则为他扩大非洲投资奠定了基础。

不过，真正刺激他后来全心全意投资非洲的是一些欧洲投资人的偏见与气话。易卜拉欣说：“当我跟投资圈内的好朋友们谈到今后将全力投资非洲，并且充满激情地邀请他们入伙时，我没想到的是，这些我相识多年、对我本人没有任何偏见的老朋友兼老伙伴却撇了撇嘴说：‘那个地方？！连合同都不管用，怎么能做成事呢？’这种态度深深地刺激了我。我发誓：我要回非洲建一个拥有最好设备、运营质量达到欧洲标准的公司……我还发誓：‘我将不付出一个子儿的贿赂！’”

易卜拉欣将MSI-电话投资公司改名为CelTel公司，专心投资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手机通讯。全身心的投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撒哈拉以南15个国家的移动通讯全部归在易卜拉欣的旗下，手机对当地百姓通讯联络乃至思想的影响堪称革命性的，易卜拉欣因此被称为“改变非洲通讯的十大人物之一”，而他个人的财富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2005年，他以34亿美元的天价将公司出售给科威特MTC公司。

“当拥有如此巨额的财富后，我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全力回报这片养育了我、又让我获得如此之多的大陆，”易卜拉欣回忆说：“我先是拿出1亿美元设立了一个基金会，无偿援助南部非洲各国的开发项目，用我自己的话说是‘良心投资’。我那时还真带有个人英雄主义，幻想着只身一人就能拯救非洲南部，还特别看不起西方那些有钱国家出钱、名人牵头、像‘布莱尔非洲委员会’式的援助机构。我当时想：‘非洲能列入大人物的议程也不错呀，但我是小人物，专门做小事就可以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易卜拉欣的“良心投资”涉及非洲南部48个国家，他因此戴上了“非洲第一慈善家”、“非洲好心先生”、“政府顾问”等荣誉与头衔。

政府好人民才有好

“2006年11月的一天，我到了某国，我不想提那个国家的名字，我援助的一个扶贫项目。因为我事先有意避开政府官员的陪同，所以才有机会看到最真实的一面：所谓的抗旱救助工程只有修了一半的枯井，里面没有一滴水。一问村民：没钱了。可事实上，那个工程只相当于我给资金的三分之一！如果没有好政府，这样的出钱援助，或者出更多的钱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易卜拉欣感慨万千。

更刺痛易卜拉欣的是，当年的殖民阴影在多数非洲执政者的心里挥之不去：“当权的人宁愿跟前宗主国的人做生意，也不愿意跟本国人或者非洲其它国家之间做交易。举个例子吧，我们CelTel公司开展业务，愿意低价帮助刚果（金）和刚果（布）建立移动电话网络的时候，吃惊地发现，尽管两国的首都金沙萨和布拉柴维尔只隔了一条刚果河，可它们之间通电话居然宁愿先绕线法国和比利时，以国际电话资费的形式支付两个隔河相望城市间的通讯费用！为了说服它们实行城际通话，因为那样既省钱，通话质量又高，可没想到却是那么难，因为两国政府高层都宁愿相信：欧洲人的服务和质量都更好！”

“这两件事让我痛下决心，救民先得有好官、好政府。我下决心再创建一个专门鼓励好政府好国家元首的基金。”易卜拉欣说：“我总算清楚了，没有好的政府当领头羊，就没有政府的透明性，没有透明性，就不会有长足的投资。而只有好政府一心带领百姓致富，才是非洲各国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真正之路。”

2006年12月圣诞节前，易卜拉欣基金“非洲杰出政要奖”正式设立。

谈到设立这一奖项的动机时，易卜拉欣表示：“传统上，非洲各国领导人在任期结束后面临着三种结果：一是相较于在任期间要‘贫穷’一些；二是贪于权力而不顾宪法强行延长任期；三是在任期间贪污腐败。我的奖项就是要帮助那些有志带领本国人民致富的非洲国家领导人找到第四条出路。”

为了让这一奖项设立更完善，易卜拉欣请来了美国哈佛大学的两位知名学者罗伯特·罗特伯格和拉切尔·杰塞尔奇斯特。两位学者负责制定获奖者的条件，拿出一整套评奖的“易卜拉欣非洲好政府指数”：具体包括所在国的社会保障与安全、法律秩序、腐败程度、人道主义状况、经济机会和人口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的好影响。当然，重要的是，执政者得是合法上台，政变上台就不允许，也是届满后不恋权力主动下台等等。

“有了标准后，光我说了算当然不客观，于是我得说服对非洲问题关注的国际知名人士。最早被我说动的非洲统一组织前秘书长萨利姆、联合国难民署前高官玛丽·罗宾逊，然后又把一批世界上最有名最聪明的人拉入了我的评委会，比如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美国前副防长沃尔福威茨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易卜拉欣谈到拉这些名人入伙时开怀大笑，“我希望每年评出一位杰出的非洲好元首！”他表示：“当时候选人有13位，但其中六位是通过政变上台的，所以就排除掉了。”

不当救世主

对于易卜拉欣重奖非洲好领导、以期改变非洲执政者面貌的做法，各方反应不一。

有不少分析家认为，如此巨奖颁给本来就不贫穷的国家元首，这是不是本末倒置？再说了，非洲不少的元首面孔本来就不清楚，很难说谁是真正的好元首，因此，世界最高的奖金不如仍然给民众。对此，南非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罗斯·哈尔伯特看法不同：“这种做法确实无法根本改变非洲政府的表现，但问题是，它是一种社会表现，是让非洲所有国家执政者和民众看到，真正为民的好官还是能得到全社会的承认，而公众的承认乃至国际承认其实是许多为政者的真正追求。”

在首届奖评出之后，记者采访了人在伦敦的易卜拉欣。他告诉记者说：“我不当救世主。我只希望我这样做不仅仅奖励好元首，更能激起新一代非洲元首注重自己的荣誉，而非只是物质享受。我知道这一切不会如我所愿那么快就发现，不会立即出现奇迹，但我希望能推进它向那一步发展。 (本文来源：东北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