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城镇化进程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推进和发展，受土地、产业和人口等要素约束，发展的基本趋势逐渐放缓。城镇发展的空间受到极大制约，强制性改造或更新成本更大，其效果和效益差异也更大。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发展空间边界逐步显现，三、四线城市发展受到历史积累和一、二线城市优势吸附及劣势资源外溢性的影响较大，迫使三、四线城市发展在低位和较低层次上艰难推进。这种以城镇化建设为先导的区域性经济，其特点使得政策制度、土地使用、劳动力流动、科技创新、投融资偏好、资本流向、人才要素、社会保障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入驻等优势资源高度集中，并较快形成比较优势。特别是发展较快的城市，经济社会所承载总量外溢性突出，这种外溢体现在城镇内部发展国土空间、人口容量、产业格局等制约性上，体现在资本投入的外溢性和产业转移。其中，有很明显的发展规律和现象：

一是辖区国土空间建设用地极度紧缺，需要进行土地指标置换或调整；

二是产业结构性优化转型缓慢，新动能尤显不足；

三是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和对接产业创新链/价值链有限；

四是人口与住房平衡性协调性失调日趋突出；

五是辖区内投资增速与总额逐渐下降和缩减；

六是城市运行成本与社会保障风险逐渐上升；

七是价格要素阶段性失灵等。

经过近几十年城镇化建设与发展后，城镇在目前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瓶颈。

同时，城镇化从行政辖区的独立性发展，向区域平衡性协调性方向推进，形成带状或块状区域联动性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统筹协调发展格局，并逐渐联通和畅通区域区位地理空间（长江经济带、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大湾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西部大开发、黄河金三角、东北老区转型等），以形成更大的跨地域和区位特点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这样受地理区位优势和规划的先导性影响，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上先走一步并带动中西部加快发展。同时，区位较好、自然资源禀赋优势突出、区域经济带动性强、政策制度效应较高的县域经济发展相对较快较好。

但现实中更多的是省市层面的合作与发展，在实操中淡化了县域经济的发展，西部县域经济发展滞后性尤为明显，这一结果，从中科院县域经济排行榜中得出的结论可以佐证。

从现象观察，人们用脚为经济区域发展投了选择票。众多的人口向省市级城镇迁移的同时，留下的只有不被看好的县级城镇和乡镇。人的流动性在自然的自身选择去向上，做了理性的经济选择和区位选择，剩下的就是自己摒弃的地方或者不被看好的发展区位。那么，相反这个区位就是下一波需要发展的洼地和空间。

很显然，在经过几十年的城镇化建设推进和发展，县乡或农村村镇/乡镇缺乏比较优势。因这里长久以来，以农业为主体的产业发展模式没有大的变化，产业布局和格局规划建设与发展、工业化的融合与介入、第三产业的繁荣、规范化基础设施建设、集体建设用地的盘活、农业融合性发展，特别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度匮乏，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相对落后，还有金融体系的欠缺和不完善，资本市场载体与平台缺乏。这里期待着更多的市场主体眷顾和融入，这就需要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给予企业正确的激励，企业会自然而然的按照社会资源配置最优的方向去努力。

中国传统的智慧，讲究大禹治水，疏而不堵，巧妙的设计河道，让百川归位，同流大海，要比堵漏更有效率更安全更畅通。从实地观察县域面积、经济地理状况、自然资源、人口/流动性、人文传承，以及政策制度空间、科技投入和创新空间、技术投入、投资空间、人才激励、规制与市场平衡等，皆具有较大发展空间。所以，这里为市场主体发展留下了广阔的发展区位。

未来需要从地理区位的自然资源及人文禀赋出发，从产业链构建创新链和价值链，深入社会环境治理，加大资本流动的效率与效益，优化和营造市场主体经营环境和发展条件，从动因动意着眼，去推动形成结果导向机理和经济成果。在中国县域经济与产业改革发展问题面前，县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可以思考和实践发展的广阔空间，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希望和载体。

编辑：李为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