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丨郭晗:建设新时代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时间:2020-07-20 15:23:07  来源:西部网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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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丨郭晗:建设新时代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二)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推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要求

编者按:202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对如何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准确理解《意见》精神实质,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围绕《意见》形成6篇文章,对《意见》精神进行细致解读。

文 / 郭晗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20年5月《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先后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为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本文重点探讨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要求、战略转型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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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要求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是完善高质量发展制度保障的重要方面,只有高水平的开放,才有高质量的发展。

(一)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充分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高效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总体来看,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政府与市场间关系亟待优化,制度成本还有进一步下降空间。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主要是政府层面为内资和外资企业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包括统一的市场运行规则、统一的交易体系、统一的准入制度和统一的市场监管。

同时在竞争中性、技术标准、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弥补现有体制机制的短板和不足。这有利于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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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推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要求。我国经济增长自2010年期进入减速下行通道,2020年的新冠疫情更导致了经济在供需两端的严重冲击,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更要通过改革来释放制度红利,扩张经济增长的潜力空间。

同时,我国当前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很多领域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改革的复杂性和困难度都比过去有所提升,经济体制中的制度供给创新不足,体制障碍和机制梗阻都比较多。而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历史也表明,“以开放促改革”的倒逼机制是推动改革的可行路径。基于此,为了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扩大开放增强改革动力,激发市场活力,从而为未来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保障。

(三)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先后经历了“以市场换技术——以成本换技术——以资本换技术——以技术换市场”等四个阶段。在前三个阶段,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使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形成了相当规模,产业门类和体系逐渐完善,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升,内需市场也得到了极大成长。但这种发展模式下仍面临开放水平不高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到第四阶段,我国的技术进步路径从技术模仿逐渐走向自主创新,在国际分工体系的位置从跟随走向引领,在对外开放中的比较优势也正在发生从低成本优势向高技术优势的转变,因此推动高水平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新时代下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要从“高增速”转向“高质量”。要从低水平的开放走向高水平开放,更好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推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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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转型

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的不断上升与全球经济格局出现的新变化,传统对外开放战略的模式和思路进行一些转变,将我国对开放需要提升至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和更高质量。

(一)从“单向引进”型开放向“双向循环”型开放转变。开放型经济的本质应是一种同时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循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外资政策方面主要是以“引进外资”为主,在贸易导向上也以鼓励出口为主。因此,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方式主要还是通过“引进来”与“卖出去”,通过“走出去”与“买进来”来整合全球资源的发展模式还比较滞后,这也是由特定的历史阶段所决定。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在世界版图中地位的不断上升,未来更加强调“走出去”与“买进来”成为必然选择。在贸易账户方面,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进口大国往往会更多掌握国际问题的话语权和国际商品的定价权,本币的国际地位也更高,未来我国在贸易导向上需要从强调出口转变为进口与出口并重。在资本账户方面,随着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比较优势已经发生变化,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变得日益丰裕,因此更要充分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向外输出产能,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二)从“主动融合”型开放向“积极引领”型开放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主动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的方式,自主选择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这种开放方式有两大特征,一是我国实质是作为“被选择”的一方加入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中,二是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我国是作为既有制度与规则的“接受者”参与全球产业竞争与合作。这种开放模式在开放初期确实有助于我国迅速与世界接轨,但也使我们的开放水平难以进入到高水平、高层次和高质量。

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国际经济竞争力不断增强,而传统的经济全球化则由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和政策出现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作应当从融合型的开放转变为引领型的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核心地位,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努力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三)从“数量扩张”型开放向“质量升级”型开放转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依托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与巨大的市场规模,通过吸引外资和增加出口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发展水平迅速提高,成为“世界工厂”。目前,我国已经发展出了全世界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制造业层面的劳动力熟练程度、产品性价比和生产效能方面在全世界领先,但在高端制造领域,我国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还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差距,这形成了我国实现高水平开放的阻碍。

当前我国比较优势已经发生变化,向质量升级型开放转型的时机已经成熟。未来,要推动我国的产业和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鼓励企业提升品牌形象,提升产品质量,走“专精特新”道路,推动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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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路径选择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一)以“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协同发展为重点,拓展更大范围的全面开放。

一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思想,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要充分发挥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的作用,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硬联通”,也要加强在市场、规则、标准方面的“软联通”,依托各类开发区发展高水平经贸产业合作园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的对外开放。

二是要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结合。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重点体现为“三区+两带”,“三区”指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三大战略,“两带”指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两大战略。将对外开放拓展至更大范围,应重点关注“三区+两带”的对外开放,以优化区域开放的空间格局为重点,引导各区域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推动内陆欠发达地区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二)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促进更宽领域的全面开放。相对于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开放程度,服务业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短板[6]。因此,要分类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逐步开放服务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提升服务业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以服务业开放促进产业全面开放。

一是推动金融业扩大开放,放宽甚至取消外资在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限制,推动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走出去”和“引进来”,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金融支持。取消在华外资银行、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限制,取消外国投资者开展相关业务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

二是扩大服务贸易规模,提升服务贸易水平,特别是在新经济领域,基于现代数字技术提升服务的可贸易性,推动数字内容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并探索完善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等模式下服务贸易市场的相关规则,为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提供基础和支撑。

三是结合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发展,提升我国制造业领域的一般贸易出口产品附加值,努力提升我国产品品牌形象,促进我国各产业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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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制度性开放为重点,促进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一是要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外开放高地建设,充分发挥现有自贸试验区的先导作用,引导这些区区域本地特征进行差异化的改革探索,加强改革试点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并进一步扩大试点,逐步将自贸试验区改革从区域推向全国,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努力形成立足周边区域、辐射“一带一路”沿线、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二是努力构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把自由贸易港的制度创新潜力充分开发出来,在贸易投资制度、税收制度、运作模式和监管机制等领域进行充分的制度创新,提升自由贸易港作为对外开放高地的辐射作用。

三是要在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的制度和政策方面进行完善,要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保持内外资企业的竞争中性。

四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充分体现大国担当,积极引领构建国际经贸新规则,努力构建新的WTO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特别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优势,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在国际经贸格局中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提出更多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本文由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提供)

编辑:李为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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