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爆发以来，其人际传播强度之高、感染者年龄跨度之大、传播路径之多、潜伏时间之长，给全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都带来了严重威胁。作为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网路舆情在此次疫情防控中铺天盖地、汹涌澎湃，也反映了此次疫情的复杂性与危害性，同时也为疫情防控工作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为此有必要深刻理解此次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的来源，对其主要特性予以深刻把握，进而提出开展网络舆情治理的具体路径，为疫情防控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一、科学厘清疫情防控中的网络舆情源头
一是官方政策和正式通告引发的。在此次疫情爆发后由于对新冠肺炎病毒的发生机理认识不清，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前期思想上不够重视、行动中不够及时，导致疫情迅速从局部扩散至全国、从境内扩散至全球，因此在出台相关政策和发布相关公告时，存在法律依据不足、前后矛盾、措施不力、掩盖真相等问题，未能有效阻止疫情的扩散和救治感染者，不能满足社会各界的期待，进而引发公众的不满，导致舆情在网络空间发酵。
二是专业医生或研究机构引发的。此次网络舆情中专业医生或研究机构频繁发声，其专业性和即时性的意见或诊断，通过微信群、微博等平台发布后迅速传播开来，直接影响舆论场的发展方向和社会情绪。在此次疫情中既有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生坚守“医者仁心”，及时安抚了民众的焦虑情绪；也有少数学者置国难于不顾、置天下苍生为“白鼠”，为争名夺利丑态频出、贻笑天下， 此种负面舆情一经披露便迅速发酵，点燃了民众的怒火。
三是民众自发拍摄传播引发的。由于网络的高度普及，普通民众掌握了公共表达的能力，能够通过发布微博、短视频、朋友圈等网络渠道来传播信息、表达情绪。此类舆情相对复杂，既有因为与家人团聚、美食分享、才艺展示等快乐；也有因为失业、就医难等问题而进行呼吁或抱怨的。此类舆情是社会情绪的正常展现，因此一经分享后也能在网上引起广泛的共鸣，得到大量点赞或转发。
二、深刻把握疫情防控中的网络舆情特性
网络舆情发展态势迅猛。随着疫情影响范围的扩大，网络舆情也逐渐从局部走向全域、从线上走向线下、从新媒体走向传统媒体，不仅在量上保持高位增长，而且在渗透力和影响力方面也在显著提升。根据百度搜索指数和微博讨论指数的数据显示，在1月23日达到高峰，随后高峰蔓延成高原状态，截至目前，网络搜索、朋友圈分享、微博讨论、社区回答等关于疫情的讨论已覆盖全网。同时网络舆情在发挥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行为的影响力方面也明显增加，例如网络上关于武汉红十字会的讨论和批评，为上级主管部门迅速介入提供了直接依据，明显促进了武汉相关捐赠物质的及时高效发放。
网络舆情演变原因复杂。当前网络舆情呈现复杂态势有多方面原因，根本原因则是疫情发展及防控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网络舆情的走势，包括对此种新型疾病的病原学特点、流行病学特点、临床特点、影响范围等认识程度，政府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效果，这两个方面直接决定网络舆情的程度和方向。因此只有通过全力以赴救治患者、加快病毒传播源和传播途径研究、加强有效药品和疫苗研发等措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釜底抽薪”，让网络舆情尽快平息下来。其次则是在此次疫情中频繁出现的“次生舆情”和“关联舆情”，例如部分官员治理能力不足、官商勾结或贪腐、部分学者学术道德低下、群团组织体制机制滞后等问题相继爆出，也对网络舆情形成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网络舆情议题变换频繁。网络舆情的议题变换遵循从呼吁性到回应性、从情绪发泄性到专业探讨性、从微观性到宏观性等路径。在此次重大疫情中网络舆情的议题变换也基本遵循了此演变规律，例如对武汉红十字会从最开始的讨伐谴责，深入到对该组织体制机制和历史污点的整理，随着时间推移进一步上升到对组织负责人履职经历和部分官员的官商勾结行为进行爬虫，最后中国红十字会直接介入，派驻总会工作组直接接管参与具体工作，关于武汉红十字会的网络舆情才得以逐步平息。由此可见网络舆情议题看似突然混乱，实则有迹可循，其发展演变还是需要一定的支撑条件和推进动力。
网络舆情影响范围广泛。此次疫情爆发后网络舆情的影响范围具有以下特征：全网舆情共频共振的节奏高度一致，这也与中国网络普及水平、高铁覆盖范围有明显关系，网络舆情能够在线上与线下保持高度一致，从新疆到海南的网民都在用短视频等及时查看相关舆情议题；网络舆情在农村影响深刻，这与4G和有线网络在农村的高度普及有直接关系，农民能够通过新闻APP、快手等短视频方式了解疫情危害和防控进展，因此可以在农村可看到自发砍断树木拦路、自制的各种花色口罩、劝阻拜年集会等活动；网络舆情对政府行为影响明显，例如在李文亮医生深夜去世后相关网络舆情迅速攀至新的高峰，第二天中午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派出调查组赴湖北武汉展开全面调查，以回应民意抚慰人心。
三、系统推动疫情防控中的网络舆情治理
坚持系统性治理思维。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开展网络舆情治理，必须在疫情防控“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下，坚持网络舆情治理系统性思维，坚持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有机联动、主流媒体和商业媒体深度合作、综合性媒体与垂直性媒体相互补充，统筹好国际国内舆论格局、网上网下舆情互动局面，通过权威发布、议题设置、交流互动等方式争取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为抗击疫情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同时要防止网络舆情治理中的“山头主义”和“码头文化”，不能放纵那些为了流量而任由谣言低俗内容传播的平台。
提升主动性治理能力。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迎战，对网络舆情不变的是重视和态度，变得是应对方法和治理能力。由此有必要提升网络舆情的主动性治理能力，包括：提升领导干部的网络素养，使其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认识网络舆情的产生源头、演变机理和破坏范围；通过公共服务购买的方式，和舆情研判、监测、研究机构组织合作，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对新闻跟帖、话题讨论、微博热搜、弹幕等进行实时监控；在疫情结束后主动邀请大V、媒体和网民深入一线，推介疫情抗击中涌现的感人的事、先进的人，主动介绍此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下一步工作思考。
完善科学化治理制度。目前国外网络舆情治理主要包括网络法律制度、网络行政制度和网络行业自律三种形式，而网络法律制度作为是国家现代化治理的首选方式，也是政府制约网络运营商、企业及网民等等行为体的监督依据。而在疫情防控的紧急关头，更应该构建紧急情况下的网络舆情治理制度，包括在重点地区进行网络管制的法案、特殊时期对于私人信息查看及征用的法案、非常时期对特殊群体重点人群进行连续追踪的法案等、对网络服务及运营商进行阶段性接管的法案等，以明确行政活动的依据，也避免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权力滥用和私产非法侵犯。同时也要加快网络行业自律公约的构建，赋予网络行业社会组织更大的自主权，保证其具有一定的社会活动空间。
夯实常态化治理基础。网络舆情本质上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网上工作需网下夯实，包括：加强对公众的网络素养教育，构建大中小一体化的网络素养教育体系，帮助广大网民具备相当的网络意识、网络技能和网络态度，对基本的网络规范、网络道德、网络伦理具有一定认知；建立网络舆情治理层级，通过一定的网络舆情研判指标体系，来确定网络舆情的程度、性质、影响范围等，然后分门别类处理，对于跨区域、跨行业的网络舆情，则需启动高一级的应对机制，避免不同层级或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或扯皮，进而贻误“黄金时间”影响全局工作；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发挥主流媒体在权威发布、深度报道等方面的优势，采用大数据算法、分发等技术让主流媒体的声音在网络空间传的更广、走的更远。
（作者：陈怀平 杨超 作者单位：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编辑：李为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