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丨赵锐:范思辙和王启年的财富经

时间:2020-01-07 15:54:37  来源:西部网-陕西新闻网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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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丨赵锐:范思辙和王启年的财富经

与范思辙大鸣大放投身实体经济相比,王启年积累财富的方式充满了投机和猥琐特质,制售假地图、售卖盗版书、交易情报信息……他所投资的刚需都是打擦边球的短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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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余年》剧照,田雨 饰 王启年。(来源:澎湃新闻)

据说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逗比配角,电视剧《庆余年》里一下子就塞进去两个逗比。范思辙和王启年的“犯二”人设对收视率的贡献,甚至完胜老戏骨陈道明和“鸡腿妹妹”李沁,难怪这部神剧在有些抑郁气质的一零年代末爆红网络。

但如果你认为范思辙和王启年就是出来搞笑的,那就没有充分理解作者的后现代主义追求。在全剧所有核心人物都在争夺“内库”经济控制大权的时候,只有范思辙和王启年在坚守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观:做自己最适合做的事,就有更好的生产力——真是深谙《斯坦福极简经济学》的真谛。

王启年凭借个人技能从一两一两的碎银子赚起,积攒了不能剧透的私房钱。范思辙一改“等靠要”思想创业经营澹泊书局,为赚一万两银子的小目标奋斗。而那个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所谓“内库”,对他俩如同虚无缥缈的M1和M2,既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就不必艳羡,更无需觊觎,只从眼前事做起,从擅长事开始,从第一两银子赚起。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用忧国忧民的台词掩盖欲望的人群中,唯有此二人从不掩饰自己对财富的执着追求,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白:财富不是万能的,但要实现身心自由,没有一定的财富是万万不能的。

对王启年来说,实现财富自由可以让惜命如金的自己,摆脱在鉴查院刀口舔血打打杀杀的工作。对范思辙来说,实现财富自由可以让不学无术的自己,得到个人价值认可和家人的尊重——积累财富是他们放飞人生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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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余年》剧照,郭麒麟 饰 范思辙。(来源:澎湃新闻)

但只有愿望和信念是不行的,范思辙和王启年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充分展现出天赋异禀的经济学思维——在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之间,对市场做出有凭有据的预测和操作。

当范思辙发现自己的哥哥范闲就是红遍闺闱坊间的《红楼》一书的“作者”,立即明白了这部还在“求更新”的作品,其产品供给弹性极低,对于掌握了供给侧资源的范府来说,完全是一桩包赚不赔的托拉斯垄断生意。

供给弹性是指供给量相对价格变化做出的反应程度,用供给量变动的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动的百分比,数值小于1就是缺乏供给弹性。也就是说,产量增加并不会导致产品价格相应下降。比如梵高的画作,即便又发现了十幅原作,也不会引起市场价格的明显下滑。

《红楼》已经卖到八两银子一卷,但范闲的“创作”速度还是跟不上——对缺乏供给弹性的商品,只需稍微用力扩大一点产量,就可以实现更大倍数的变现。所以,范思辙计划让范闲每十五天更新一卷,持续出他个十二卷,并引入知识产权入股模式,打动范闲增加产品供给。

而且以澹泊书局的正规平台印刷出售,既超越了手抄本的生产速度和规模,又挤兑了劣质盗版书的市场空间。在筹划《红楼》更新卷的同时,他还趁着范闲在殿前醉酒吟诗名震天下的热搜风口,试水出版了一本《“诗神”范闲诗歌总集》。于是,范思辙的财富之门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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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余年》里的“名场面”——鸡腿姑娘。(来源:澎湃新闻)

王启年可没有范思辙的家境,也没有一个掌握供给侧资源的哥哥,他只有靠自己去需求侧发现商机。在京都大南门外,他以每幅二两银子的价钱售卖自制的首都地图——对初来乍到大城市的商贩、学子、官员们来说,城市地图的需求弹性极低,除了沿路打听、熟人带路,在没有手机导航的时代,地图简直就是出门在外的刚需。

需求弹性的概念与供给弹性类似,是需求量相对价格变化做出的反应程度,缺乏需求弹性就是价格上涨并不会导致需求相应下降。比如电影《我不是药神》里的抗癌药格列宁,即便价格上涨一倍,大多数患者还得购买,因为没有更有效、更便宜的替代药。

对需求无弹性的产品,单靠提高价格就能增加收益,增加的生产成本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转嫁给消费者,真是一桩简单粗暴的生意。这也是王启年面对初到京都的范闲,敢把一张手绘地图漫天要价到二两银子的底气所在。

但王启年的手绘地图质量简直敷衍到令人愤怒,说穿了就是在骗钱,与范思辙重视产品质量的做法完全相左,也有悖于刚需产品转嫁成本的经济规律——其实并不是他不敬业不用心,这正充分展示了惜命如金的王启年是多么的狡黠滑头。

中国古代的地图是军事管制用品,由户部和兵部掌管,私绘或交易地图可能被处以重罪。这在另一部爆款剧《长安十二时辰》中有充分说明,张小敬为一张来历不明的长安舆图在西市杀进杀出,就是要追查地图背后的阴谋。

王启年身为鉴查院文书,当然深知法律红线,再“犯二”也不会傻到为二两银子付出身家性命。之所以刻意制作一眼就能看出假冒伪劣气质的地图,与几百年后的后人们造出 “雷碧”饮料和“康帅傅”方便面一脉相承——都是给自己留足活路的手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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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余年》剧照。(来源:澎湃新闻)

与范思辙大鸣大放投身实体经济相比,王启年积累财富的方式充满了投机和猥琐特质,制售假地图、售卖盗版书、交易情报信息……他所投资的刚需都是打擦边球的短期行为。同为逗比担当的两人,财富观却大相径庭,主要在于他们评估投资的侧重点不同。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积累财富的关键是要衡量四个要素:报酬率、风险、流动性、税负。报酬率很好理解,就是投资的净盈利比率,也是积累财富的核心问题,显然范思辙和王启年都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心思。范思辙采用利润法测算,书局的纯利润是70%,能赚到八千零六十四两银子。王启年采用成本法测算,让一张画上线条的破纸产生了一千倍的利润。

所谓风险就是实际投资回报能否达到期望值。范思辙把预期销量定在一百本和十二卷,通过降低期望值来实现风控,基本包赚不赔。王启年还是老套路,用可以忽略不计的低成本实现风控,毕竟手绘地图的纸张可以直接从单位拿,完全是空手套白狼。唯一的风险是可能因私售舆图被抓,但他打点了城门守卫,还用真的假地图很鸡贼地规避了法律风险。

所谓流动性就是在最短时间内让投资变现,保证时刻拥有足够的现金,这一点才是王启年的最大亮点,也是他长期关注短期投资的原因。奉行“现金为王”原则的王启年,总会在山穷水尽之时从脚趾缝或腋下拿出银两,保持源源不断的流动性。而印刷厂、铺面、纸张、油墨等大量固定资产投资,严重降低了澹泊书局的流动性,为筹集周转资金还得低声下气去求范闲、范若若——范思辙真得很南。

至于税负这一项,还是王启年模式完胜,他的短期投资行为都是私下交易,根本不用考虑税收成本。而范思辙的开店行为被称为“坐贾”,在重农抑商的古代课税极重,如果还想把十二卷《红楼》卖到澹州或北齐,那就是“行商”了,税种税率会直接让范二公子怀疑人生——这也是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掐灭的重要原因。

范思辙和王启年的天赋异禀都基于一个事实:在外部现实和自身资源之间做好权衡取舍,才能形成最适合自己的财富经。

编辑:高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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